收到德晟法師的這本巨著，愈看有興趣，不想錯過分毫，所以用了一段時間才看完。雖然以前自認熟知兩位長老的生平，但看了這本書，眼界大開，因為發現到更多的關連與細節，也從中學習到更多，將兩位長老的相關自傳與史料，做了非常詳盡的研究、比對與分析，可說是一本紮實且分析透徹的近代中國佛教史。
以前就對「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的比對議題很有興趣，因為在97年（2008）的「第二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曾經有學者提出可以將 聖嚴法師與 印順導師思想做比較，當時 聖嚴師父也在會場，他也很贊同此研究方向。
李玉珍教授在推薦序〈傳承佛學教育與研究的兩位學問僧〉也提到，2008年她在會議現場，聽到 聖嚴法師問與會學者：「我與 印順導師有甚麼差別？」她在心裡回答：「一位是傳統佛學造就的學問僧，一位是開始傳承現代佛學高等教育的博士僧。」[1]
本書也有提到此事，聖嚴法師對此問題，認為：「印順長老主張的是『人間佛教』，而我主張的是『人間淨土』，兩者聽起來好像差不多，但是內涵並不相同。」印順法師是從印度佛教的基礎來看佛教的發展，佛學思想是淵源於《阿含經》及《中觀論》，以「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為立足點。而他（聖嚴法師）著重漢傳佛教中的禪佛教，是將印度佛教和中國漢傳佛教的特質結合起來。[2]
而兩位長老皆受 太虛大師影響很大，但卻從「人生佛教」各開出「人間佛教」、「人間淨土」不同的路；印順法師走回印度佛教尋根純正佛法，聖嚴法師走向漢傳佛教、並重視乏人關注的明末佛教思想。
德晟法師將兩位定義為「學問僧」，乃因兩者身上最明顯的共同特徵均為「著作等身」，且皆是擁有「文學博士」學位的僧人。[3]但重點在「學問僧實則是菩薩僧」，其不平凡的所在，是具足學問僧暨菩薩僧的高度、深度與氣度，做學問不是只為自己研究法義、尋求純正佛法，而是以菩薩自利利他的精神去奉獻與實踐。
論著中提到，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在修學、修行的路途中，逆境不斷出現，但他們如何將逆境轉為逆增上緣，如何轉換心境面對困境，將苦難經歷化作道業與弘化的自勉精進的力量，[4]跨越人生困境的毅勇與智慧，可見證學問僧對佛教的影響與貢獻。[5]
丁興祥教授在推薦序〈學問僧即是菩薩行：撒種與行腳〉提到，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雖然成長歷程、學習歷程皆不同，性格也不一樣，但他們共同面對了近代中國的戰亂、佛法衰頹，也都面對近代佛學的變革，受到太虛法師人生佛教的影響，為人間佛教提供了不同路徑，並都具有「學問僧」特質，著述不斷，但都是為了「修道」。[6]
林建德教授在推薦序〈哲人雖遠，典型夙昔〉，認為兩位長老的佛教立場與佛法詮解未必全然一致，互有異同而各顯特色，如相對於印順導師重視印度佛教純正法義的回歸，聖嚴長老更強調中國佛教宗門法脈的傳承，尤其看重如來藏佛性思想。
另外，論著也提到，認為因緣不可思議的印順法師，以「業緣」來闡述自身的病痛與意外，呈顯其生死觀／無常觀。[7]此在九二一大地震時，印隆也有聽到相關述說。
本書的參考文獻極為完整與豐富，於附錄還有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簡歷年表，以及數篇珍貴的訪談錄，更增後學研究者的參考明燈！
◎ 博客來
◎ 第二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五）-- 5/25果然是大師
[1] 還好2008年，我能以學者身分參加「漢傳佛教與聖嚴思想國際研討會」，當時聖嚴法師親臨會場，開口就問與會學者：「我與印順導師有甚麼差別？」大眾寂然無聲。我在心裡回答：「一位是傳統佛學造就的學問僧，一位是開始傳承現代佛學高等教育的博士僧。」不料，這是聖嚴法師最後一次出席此一國際會議，我很後悔沒有勇氣在當下說出口。
[2] 第二屆「聖嚴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時，聖嚴法師親蒞致詞，時值其捨報的前一年(2008年)。聖嚴法師現場提及想解答一個問題，即是：「我與印順法師不同的地方在哪裡？」他指出：「印順長老主張的是「人間佛教」，而我主張的是『人間淨土』，兩者聽起來好像差不多，但是內涵並不相同。」承上所述，聖嚴法師…表示受到印順法師人間佛教理念的影響，然而同是學問僧形象、皆推動人間佛教，兩者具體差異之處為何？
事實上，彼此差異的解答，可以追源自2006年的學術研討會與《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一書。聖嚴法師於第一屆「聖嚴思想與當代社會國際研討會」開幕致詞的開端，即說明在其成長的時代，佛教界是以太虛法師、印順法師的思想為主流，且說道當時的台灣佛教界約莫有三、四十年間，幾乎一面傾向以印順法師的思想為依歸，所以他在這般的風氣下，也深受影響；但是他鄭重提出：「我十分感恩印順長老帶給我的啟發，然而我走的路，一開始就跟長老不同。我走的是太虛大師的路，也是我師父東初老人的路……將佛法普及於人間，是漢傳佛教的特色，特別是漢傳佛教中的禪佛教。不過，禪佛教本身的理論依據，與原始印度佛教密切相關，也與中國其他宗派交互影響，因此我走的路，便是將印度佛教和中國漢傳佛教的特質結合起來。」
啟發中保持差異，《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亦有這麼一段文字：「我必須承認，受到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兩人很大的影響。到了日本，撰寫論文期間，也受到蕅益大師的影響。我在前面已經講過，蕅益及太虛兩人，都有佛法一體化的所謂「圓融」的主張，那也就是中國本位佛教的特色。我是中國人，我對中國的佛教不能沒有感情，所以不僅能理解他們的用心，也很佩服他們的用心。……至於印順法師，他是從印度佛教的基礎來看佛教的發展，所以他並不因為自己是中國人而對中國的佛教做偏袒的理解。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是淵源於《阿含經》及《中觀論》，那就是以「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為他的立足點，然後再去博涉印度的大小乘佛法以及中國的各宗派思想。」
承上所述，能夠看出聖嚴法師清楚地陳述自身同時受到太虛法師與印順法師甚大的影響，但也區分出他走的是太虛法師的路，並且一開始即與印順法師走的路不同。
[3] 回到研究動機與研究對象，筆者擇從「自傳」進入研究，乃因自傳是個人回顧式的「生命書寫」，能夠見著一個人如何去描述、闡述自身一生的經歷，是個人最回歸自我的書寫。筆者將兩位研究對象定義為「學問僧」，除了上文提出的根據，乃因兩者身上最明顯的共同特徵，均為「著作等身」且擁有「文學博士」學位的僧人。是故，「學問僧․自傳․生命書寫」成為筆者的論題軸心，也是本書研究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的切入點。
[4] 承續前章的探究，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在修學、修行的路途中，逆境不斷出現，從出家前後、抵台前後，嚴峻的考驗接踵而來，即使呈顯學問僧形象、獲得博士比丘學位，卻可能因為如是的身份地位更受矚目，禍福相倚。然而，他們如何將逆境轉為逆增上緣，在每一回的挫折找到轉折的契機，又或者他們如何轉換心境面對困境，筆者認為這是兩者生命書寫中極為重要的部分，不但讓讀者明白高僧也必然遭遇世間的困難（而且可能更艱辛），亦有可能為讀者帶來鼓舞的作用；換言之，讀者乍見是傳主遭遇了苦難，而後則是見著傳主如何面對、體驗、度過苦難，並且將此苦難經歷化作道業上、弘化道路上自勉精進的力量。
[5] 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兩人相差二十四歲，印順法師出家的當年，聖嚴法師方才出生；這二十四年，可謂中國世局、佛教景況頗為混亂的二十四年。印順法師在世變時已經有自學、受教的佛學底子，聖嚴法師則完全沒有，故而兩者雖然都在窮困的亂世裡走上出家之路，但是兩人的佛學教育程度、為出家準備的程度卻深具差異。然而，他們在自學的路上，又都選擇閉關閱藏深入佛典法義，均屬傳統的僧院教育方式，卻在爾後創立兩種不同的僧院教育。自學鑽研的印順法師對於福嚴佛學院或新竹女眾佛學院，是以傳統佛學院的授課方式融入思想開明的學風為僧眾（或是有心為出家做準備者）辦學：遠赴東洋求學進修的聖嚴法師，則是創辦中華佛研所，後來發展為法鼓文理學院與僧伽大學，以通識、專門、國際化的方向為僧俗二眾辦學。從兩者辦學的理念與方向，可知培養出的僧才／佛教人才自然也不同，卻都荷擔佛法慧命薪火傳承、燈燈相續的責任（或可視為佛教正法延續的希望所在）。
由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的生命書寫，不但可察見兩者從自學到弘化的過程與發展，還可見著他們跨越人生困境的毅勇與智慧，亦可見證學問僧對佛教的影響與貢獻。
[6] 誠如文本中所發現的，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雖然他們成長歷程、學習歷程皆不同，性格也不一樣，但他們也共同面對了近代中國的戰亂，佛法衰頹，各自抉擇了不同方向，以實踐其人生意義、各自走出他們的「範式」。他們也都面對近代佛學的變革，受到太虛法師人生佛教的影響，承接了先人的倡議，一直保持著研修佛學的心志，知行並重，為人間佛教提供了不同路徑，兩人都具有承先啟後的「學問僧」形象。
二、學問僧是菩薩行
本文作者在最後研究發現提出：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共同面對中國佛教衰弱的問題，個人生命與佛教的興衰，兩者是彼此關聯且扣緊在一起。這正是大時代與個人生命史相互關聯的提問，他們的一生為學，著述不輟的背後關懷為何？他們承載太虛法師各自又走出兩條不同的路，這兩條路頗具差異，卻又為何含藏共同之處？
作者認為兩人雖共具「學問僧」特質，也都努力著述不斷，但其「為學」，其實是為了「修道」，學問乃是菩薩願行的實踐，菩薩願行實為其生命之「旨趣」（interest）。
從印順法師與聖嚴法師自傳文本所述作的「生命歷程」來看，兩人皆經歷了童年的病苦、戰事的動亂，時局變遷、渡海來台、來台困境，聖嚴法師甚至遠赴日本留學。
這些逆境／逆緣，兩人仍堅持以「佛法」（人間佛教）作為菩薩志業的承擔以利濟人群。他們採取的方式或有不同，印順法師專於著述及研究，提倡人間佛教，反思批判並溯源導正佛法，為人間佛教提供理念：聖嚴法師也肯定印順繼承太虛法師人生佛教思想，為了將佛教普及人間，重視漢傳佛教的特色（特別是禪佛教），聖嚴法師選擇走自己的路，將印度佛教與漢傳佛教的特性結合起來。從故事的形式來看，兩人皆逢亂世，一生多為病痛所苦，但兩人皆以堅實意念力面對無常，無論成敗，努力著作及弘揚佛法，甚至遠赴國外弘化。這都映出菩薩僧之強烈宗教情操，也實踐出不錯的結果。
他們自喻為「冰雪大地撒種愚癡漢」與「風雪中的行腳僧」，他們都堅定地、不計後果地撒種及前行。兩者生命書寫皆自謙「平凡」，但也都走出自己「不一樣」的人生。這種走出逆境、努力向前，朝向目標前進的精神，可說是一種「救贖的人生」（the redemptive self）（McAdams，2006）。
他們不僅僅在為自己的生存找出路，也結合了自身的願行，為佛法尋求一條出路。
人生無常適逢政治變遷，渡海來台，境遇之逆緣與找尋新生相遇，兩人都在人生中年時期再出發。印順法師為佛法尋求溯源導正，聖嚴法師為了繼往開來，為佛法開出新局；他們在解決了自身「生産力」及傳承的問題，也為了時代找到尋某種方向。
個人自傳中的「小故事」，雖然是主觀、具體特殊的生命經驗，也同時反映著大時代、人類的普遍問題，人生與社會是不斷演變且相互影響著。人生如旅，時代如潮；生命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任務，生命敘說也在不斷的感悟與抉擇中前行。自己敘說的生命故事，會影響到他人的故事，他人的故事又會影響更多人的故事；故事之交流與交會，彼此相互輝映，顯現著一種「關係」的存有。人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我，人與他人在關係裡交會及互動，彼此若能相互傾聽、包容及理解，從說故事及聽故事的過程中相互學習。人存在於世，人也展開世界，經由講述自己的故事，活出自身生命意義，在風雪中種行腳。
[7] 除此之外，身弱多病的印順法師，也數度在自傳裡以「業緣」來闡述自身的病痛，或是幾次提及「死亡」與「衰弱」呈顯其生死觀／無常觀。在《平凡的一生》中，他即會以「業緣未了死何難」為標題，說明道：「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經驗中，如因緣未盡，那死是並不太容易的。說得好，因緣大事未盡，不能死。說的難聽些，業緣未了，還要受些苦難與折磨。」基於如是的認知，比如他提及1967年冬天要去台北榮民醫院作檢查，即將到達醫院時，開在前方的大卡車停住，他們的車跟著停下，不料大卡車突地倒退撞上他們的車頭，汽車前方的玻璃破落在他身上（印順法師坐在前座，司機右側），後座的侍者與晚輩弟子慌張不已，他卻動也不動，晚輩認為這是他「定力好」，可是他卻說：「這算什麼定力！我只是深信因緣不可思議，如業緣未盡，怎麼也不會死的……我從一生常病的經驗中，有這麼一點信力而已。」又比如他在1972年直覺虛弱無力的自己已到死亡的邊緣，一位在中央信託局服務的張禮文居士自發性前往為其把脈、開藥，讓他從死亡邊緣活過來，他認為被一位不請自來且非職業醫師治癒也是不可思議的因緣，故說道：「『業緣未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