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早期比丘尼宗教行為的趨向
從《比丘尼傳》中，可以得知晉南北朝時期，中土比丘尼普遍習禪，有成就者不在少數。當時印度、西域等地區不斷有禪師東來，有關禪法的典籍相繼譯出，雖說南方向重義門，北方重禪學，晉宋之際，南方禪學雖不及北方發達，但卻也頗具規模，為世所重。更有不少比丘尼跟從外國禪師習禪，可見當時的比丘尼教團並不封閉，能積極主動地尋師求法，尤其是專精禪法的梵僧。唯寶唱並未詳述她們修禪的方法，而只言及她們深具定力。
禪定是三學之一。三學指戒、定、慧，乃釋徒應修的法門。中土禪宗的成立，雖在菩提達摩之後，但修習禪定在安息國沙門安世高來中土（西元一四八年），譯出《安般守意經》後即已開始。自此以後有支婁迦讖、支謙、康僧會、竺法護等相繼譯出不少禪經。
在菩提達摩來中土之前，傳到中土的禪法可分成三大系：第一是鳩摩羅什所傳的般若系禪法。羅什譯的禪經雖小乘傳統的禪法，即四禪八定等，但是因羅什的思想建立在般若思想上，其禪法偏向大乘禪。第二是佛陀跋陀羅的聲聞傳統禪法。佛陀跋陀羅自幼受業大禪師佛大先，以禪律聞名，初至中土時，至長安加入羅什所領導的教團，但因思想和禪法的差異，離開關中到盧山，譯出《達摩多羅禪經》。其弟子慧遠、智嚴、玄高等將其禪法廣弘於江南。第三系禪法是佛陀扇多所傳，源自罽賓的禪法系統。佛陀扇多在北魏孝文帝時來華，孝文帝甚敬重之。因佛陀扇多喜愛嵩嶽，孝文帝敕令在少室山為他建寺，即名聞後世的少林寺。
《比丘尼傳》所記的範圍，正是上述三大禪系發展的時侯，因此比丘尼也大多致力習禪。唯尼傳所列奉禪的比丘尼，無出兩晉者，宋世頗多，中有宋景福寺法辯尼師、竹園寺慧濬尼師等。降及齊梁，奉禪之風有增無減，如齊禪基寺僧蓋尼師、華嚴寺妙智尼師、東青園寺法全尼師、梁長樂寺曇暉尼師、閒居寺惠勝尼師、底山寺道貴尼師等等。宋明帝泰始三年，明帝為淨秀尼師所建之禪林寺為宋、齊、梁之代比丘尼禪學宗寺，比丘尼在此競相以禪寂為樂，澄思禪觀，靜守定慧，一心獨往，忘卻世道紛紜。尼傳中亦載有尼僧多以頌習《首楞嚴經》、《楞伽經》、《勝鬘經》，為探求心法要旨的重要經典。
畺良耶舍是宋時著名禪師，《高僧傳》有傳，並未詳及為比丘尼授禪之事，《法辯尼傳》記：法辯曾「從道林寺外國沙門畺良耶舍，諮稟禪觀，如法修行。」《曇暉尼傳》載畺良耶舍曾西去蜀地授禪，「元嘉九年，有外國禪師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禪觀」。另外，《比丘尼傳》還列有諸史傳乏載的禪師，如隱、審二法師，尼傳即有多處載其行跡。如《僧述尼傳》云僧述「從隱、審二法師，諮受秘觀，遍三昧門」《僧蓋尼傳》言其「受業於隱、審二禪師，禪師皆歎其易悟」。另《慧緒尼傳》載有玄暢禪師從屬下荊授禪之事。關於齊梁時的禪師，《高僧傳‧習禪篇》未載，道宣之《續高僧傳》也列之甚少，《比丘尼傳》所記當時授禪情況，正可補中土禪學史料之不足。
五、比丘尼參與政事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力
寶唱《比丘尼傳》記載六朝時期比丘尼信佛活動和文化活動，其撰述內容側重書寫比丘尼出家前後的事情本末，故必觸及廣泛的社會內容。從尼傳中，可以看出東晉、南北朝是中土比丘尼僧團活動力和影響力最強的時期，尤其是南朝時建業的比丘尼與達官貴人，甚至於帝后的交往頻繁，深得他們的尊敬和資助，因此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此情況一來是因多數帝后王公大臣都是虔誠佛教徒，二來是因此時有眾多才學超群，又善結交權貴的比丘尼，比丘尼教團乃迅速發展成龐大的群體。
《曇備尼傳》謂晉穆帝對曇備尼師「禮接敬厚」，常稱曰：「久看更佳」，又對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鮮有曇備儔也。」後為之建寺。同時穆帝也對僧基尼師大相稱道，「雅相崇禮」。晉明帝對新林寺道容尼師則「甚見敬事」，簡文帝更請她做七月齋，以袪除邪怪，並驚其妙法，捨道法而奉佛教，「往後晉顯尚佛道，容之力也。」至晉孝武帝時，對道容尼師「彌相崇敬」。從《道容尼傳》所載一尼僧歷三帝，皆備受崇敬，實史上鮮見。
宋世諸帝，欽重尼僧，有甚於晉。宋武帝對東青園寺業首尼師至為推重，傳云：「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異，文帝少時，從受三歸，住永安寺，供施相續。」以皇兒相託，可見信任之深。
《寶賢尼傳》載：「宋文帝深加禮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給錢一萬。明帝即位，賞接彌崇。」三代君主並重於一尼，亦足見當時敬尼之一貫世風。《淨賢尼傳》：「宋文皇帝善之，湘東王之年，眠好驚魘，敕從淨賢尼師受三自歸，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內外親賓。及明帝即位，禮待益隆，資給彌重。」另，宋明帝對普賢寺法淨尼師，也深嘉其行，「宮內接遇，禮兼師友。」齊沿宋風，未曾稍歇。齊武帝曾請妙智尼師講經，又為慧緒尼師建寺。齊文惠帝對淨曜尼師、曇簡尼也師是優禮有加。
綜觀五代君主，幾乎代代重尼，皇室其他成員及臣子亦都對尼僧倍予尊崇，動輒輸資割地以建尼寺，凡遇名尼，「富貴婦女，爭與之遊。」而諸尼僧也「出入宮掖，交關妃后。」常至後宮講經說法。而各朝王子也常與尼僧往還，相關記錄，《比丘尼傳》中所載甚為頻繁。如宋臨川王子劉義慶結交曇暉尼師；江夏王劉義恭為慧瓊尼師立寺，對慧濬尼師甚敬重；齊文惠太子對僧敬尼師、淨秀尼師、智勝尼師等敬加供奉，並請淨曜尼師講經；豫章文憲王蕭嶷特重慧緒尼師；竟陵王蕭子良於僧敬、淨曜、淨秀、淨行、僧述等尼僧相結好；始安王遙光也賑給法宣尼師所用。至梁有衡陽王元簡等也頗重尼行。
六朝尼僧即藉與皇室的往來網絡中發展起來的，不僅擴大尼寺、弘傳佛法、教化信徒、尋求經濟上的保障，同時也善盡宗教的作用。《南史》卷七十八載，宋孝武帝意圖沙汰沙門，「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后妃，此制竟不能行。」《比丘尼傳》《妙音尼傳》則述妙音尼師博學內外，善為文章，每與晉孝武帝、朝中學士等談玄論道。這些權貴對妙音敬重有加，對她「供養無窮」，使她「富傾都邑」。妙音交往之廣闊，由其「門有車馬日百餘輛」可想知。也因此，使她具有參政的實力，尼傳即云：
荊州刺史王忱死，列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挫折，聞恭應往，素又憚恭。殷仲堪時為黃門侍郎，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禦，意欲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既而列宗問妙音：「荊州缺，外聞云誰應作者？」答曰：「貧道出家人，豈容及俗中論議？如聞內外談者，並云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荊楚所須。」帝然之，遂以代忱。權傾一朝，威行內外云云。
妙音尼師竟能憑一尼僧，說服皇帝對人事的任用；而剛愎如桓玄，竟也想託一尼僧，代為遊說，足見她對朝廷的影響力了。
關於妙音尼師參與朝政之事，《晉書》卷六十四《簡文三子會稽王道子傳》也有記載：
國寶即寧（范寧）之甥，以諂事道子，寧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
《晉書》卷七十五《王湛傳》附國寶事，亦言「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事。
《比丘尼傳》記尼僧參政事，尚有宋王國寺的法靜尼師。《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亦載：
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師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
熙先善於治病，並能拯脤。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
《南史》卷三十三《范泰傳》更得其詳，謂：
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師南上，熙先遣婢釆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緞、綦奩等物。
尼僧能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如此作用，甚至權傾朝廷，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乎上層社會的引發。六朝的統治者能護持僧尼，促進尼寺經濟的發展，或出於敬信佛法，但同時也常常利用尼僧來達到私己的目的。亂世蓄尼、養尼的風氣顯然是扭曲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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