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籠統真如，顢頇佛性」這八個字，心中著實大大震動了一下，說的好一針見血啊！此是出於憨山大師所云：
吾人為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
與之論佛法，則籠統真如，顢頇佛性。
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昧。
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
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為」也。
與之言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為」也。
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
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
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為借資，竟不知吾佛救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為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為第一」。[1]
這是說，若未真修實證，未得見性之功，任你學一肚子佛法，若只作道理會，落不到實處，那只是顢頇佛性、籠統真如，得不到真實受用。而佛法的道理，即使只是能落實一字一句，也算是得到了真實受用。
印老說，古代的中國佛學，原則的說，繼承了印度佛學的傳統。由於國情的特殊適應，也不免多少差別……直到三論（僧朗），天臺（慧思）到南方來，棲霞、衡嶽、天臺，漸形成中國佛學的傳統。智者大師的「有教有觀」，明顯的標示了經驗與知識綜合的佛學。……然而，智者大師是無比的偉大！正是中國佛學完滿的典型！這是上承印度重修證的大乘經師的傳統──乙型。憑修證的經驗，貫通經論，所以，「縱令文字之師，千群萬眾，尋汝之辯，不可窮矣」！
而印老又感慨說，佛法在流傳中，不容諱言的，已發展出偏頗的學風，這就是離義理而談信行，離信行而論學問了！古代的大乘學者，文字學（聲明：在中國當然是中國文學），論理學（因明），都列為修學的主要項目。這因為佛學的信仰修持，不可能離開語言文字的理解，思維論證的方法。否則，重於修持，一定會「依人不依法」，陷於武斷的主觀的仰信；久而久之，一定會演變成是非不分，佛魔不辨的盲修瞎鍊。
另一偏頗的發展，由於近代（近代文明，是著重外在的，含有非宗教、無宗教精神的特質）歐美新研究派的濫觴，引起現代日本的部分學風，也就是「純學術性」的，「純客觀的研究」。……日本學者的不斷研究，已有了重要的貢獻！但標榜其「純學術性」的，「客觀立場」的「科學主義者之方法」，甚至想將信仰與思想，排斥於「佛學」──學問以外，以學佛與佛學為不同的兩回事。儼然以除此以外無佛學的姿態，傲視法界。在我所了解來說，這與專重修持，不要教理的學風一樣，只是恰好相反而已！
因此，印老語重心長的說：研究者要有探求佛法真實意趣的信念；將這種信念，貫入研究之中。適應不同時地的佛法，已表現為形形式式的派別。史的研究考證，足以明了各各的真實事理，而同時更探求佛法的真實──不同於世間學術的特性，以及其適應的原則。研究佛學，本不是滿足知識欲；也不是為了宣揚本國固有的佛教，或作宗派的傳人。佛法就是佛法，佛學與學佛，最後當然應歸宗於佛陀。求得佛法的真實意趣，應為佛教徒研究佛學的應有精神！在佛法真實及適應原則的闡明中，不僅確切地把握佛法的核心，明了種種法門，種種宗派的適應性，而各種法門，在佛法的真實意趣中，也得到了統貫與應有的衡量。在這種研究中，探求佛法的本質，以及新適應的正確方針。對現代佛學來說，這才不致為了適應，傾向於趨世附俗，引起佛學墮落的危機！
印隆以前有發表過一篇論文：「佛學與學佛—從《妙玄》之五重玄義試論「因解力行」的天台實踐觀」，說明 智者大師的五重玄義釋經方法，是可以通解眾經的，而透過「跡文本」的閱讀，以掌握「本文本」之實相妙義，一切法都是要因解力行。以運用一心三觀的方式，同時觀照經文之文字性與實相義，這樣「解讀佛經」的方式，當體即是實踐；從圓融觀照經文之相即一致的方式中，轉化成為解脫道、菩提道的修行實踐。
而「觀心」雖然被視為實踐的方式，這只是一個巧立的方便說法，「觀心」同時也具備詮釋的功能，所以在，《法華玄義》中，「觀心釋」都是居於總結地位而出現[3]，七番共解五重玄義的第六法即是觀心。郭朝順教授認為，七番共解中除了觀心一項之外，其他幾乎就是現代學術研究及論文寫作方法之提示︰定主題（標章）、引用參考資料（引證）、安排章節架構（生起）、組織論証系統（開合）、澄清曖昧不清之處（料簡）、對於所有的衝突矛盾加以解決（會異）。由於這些原則不以知識建構為其最終目的，是故必須加入「觀心」一項，使得一切知識的成就，必須由自己的心靈來加以印證實行，而且是「即聞即行」。[4]
而智者大師對於此七番之定義，是具有立五心、排五障、成五力，得入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的功能，《法華玄義》云︰
標章令易憶持，起念心故。引證據佛語，起信心故。生起使不雜亂，起定心故。開合、料簡、會異等，起慧心故。觀心即聞即行，起精進心故。五心立，成五根，排五障，成五力，乃至入三脫門。[5]
從這一段中，可以瞭解智者大師透過七番共解所要闡述的思想，是以開發三十七道品之五根、五力為目的。而三十七道品是佛陀教示中的修行實踐具體方法，由此可以知道智者大師運用五重玄義來釋經之終極目的，是以修行解脫為目標，而非只在經典文字的知解上。因此，五重玄義雖充分具有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方法的條件，但是其嚴謹的知識建構或經典研究方式，尚屬一種手段及過程，其最終目的，依然是以宗教性的解脫為其最終的目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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